全球信息:林徽因绘制《注释》手绘图与各版本《注释》丨中国嘉德2023春拍

中国嘉德拍卖   2023-05-18 12:15:18

营造学社在昆明麦地村恢复了正常工作。 1939年秋季至1940年2月 ,父亲和刘伯伯(刘敦桢,编者注)率队,带领莫宗江和陈明达先生二人到四川、西康进行了范围广泛的一次大型古建筑野外调查。半年中他们走过35个县,调查了古建、崖墓、摩崖、石刻、汉阙等730余处古建古迹; 与此同时,母亲和刘致平先生 “ 留守 ” 麦地村,由母亲坐镇主持日常工作 。在兴国庵简陋的殿堂之中,呈现出一派繁忙的工作场景 —— 尼姑庵大殿成为营造学社的古建研究工作室,工作台上面立着各尊菩萨,绘图桌与菩萨们共处一殿,母亲他们用大布把菩萨略微遮盖起来,供台下面摆放几张桌子,木架支撑起一块木板,这便成为特地为古建研究自制的绘图台,屋内既无吊灯也没有台灯,采光全靠从小窗透进来的自然光线。 大量的绘图和文字资料不断摆上案台,厚厚的数据资料亟待查证、分析和整理。

——梁再冰 口述,于葵 执笔,庞凌波 潘奕 整理

《梁思成与林徽因:我的父亲母亲》


(资料图)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1年10月第1版

“1939年秋季”这个时间也与大图纸中“民国二十八年八月”(1939年8月)纪年相吻合,也与梁思成先生《<营造法式>注释》序中所写“从1939年开始,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止”的时间相吻合。至此我们认为,王世襄藏《<营造法式>注释》手绘图手稿当为此时期的产物, 为建筑师林徽因1939-1940年间绘于龙泉镇 。

清华大学营造学社纪念馆所藏梁思成先生《<营造法式>注释》手稿(下文称“清华本”)是营造学社团队绘制的标准工程图,共34张,包括“壕寨制度”图样1张,“石作制度”图样5张,“大木作制度”图样28张。而王世襄先生收藏这批图纸(下文称“王世襄本”)是林徽因先生绘制的, 属于“版式稿”和研究草图 ,分大图紙和小图紙兩种。大图纸熟宣质地,文字用毛笔书写,尺寸为63×48.5cm,共38张,其中37张每一张均有数字编号,分别为9-45。其中编号9-37的28张图纸结构内容与清华本“大木作制度”工程图完全一致,顺序也一致。清华本6张关于“壕寨制度”“石作制度”的图样不见于王世襄本大图纸。王世襄本大图紙边角有批注,其中提出的疑问与改正意见,在清华本中已经修正。因此, 王世襄本的大图紙当为清华本的“版式稿” ,经笔迹对比,确定为林徽因先生字迹。 大图纸编号 左:大图纸编号9局部 右:大图纸编号25局部 左:大图纸编号28局部 右:大图纸编号41局部 编号38-45的8张图纸,不见于清华本,编号41的图纸侧面有标注“此图问题甚多”,可知,这一时期对大木作制度的研究止步于大图纸编号37,编号38-45的图纸应为研究草图,尚未定稿,故未画成营造学社标准工程图。 另有1张“小木作制度图一”无编号,历次出版皆无,图解的是“版门,双扇版门”,绘制了“门高七尺以上之制”和“门高七尺以下之制”。以毛笔绘在宣纸上,说明此部分的图解已经成熟,却因小木作制度并未完全图解而未出版,这也与梁思成先生自序中写的“分上下两卷”出版一致,此部分不属于“上卷”部分。

大图纸无编号局部

此38张图纸的书写,随意洒脱,行文连贯,有一气呵成之感,亦可见绘制者思维的敏捷与缜密。3张图纸上绘有简笔小人,寥寥数笔,形神兼备,而这正是营造学社经常使用的参照符号,在《图像中国建筑史》中特别多见。非具有深厚的速写功底,不可为之。清华本有两张绘有简笔小人,也与王世襄本大图纸一致,即编号35和37的大图纸均绘有简笔小人。另一简笔小人绘制于“小木作制度图一”。 大图纸局部

尺寸较小的图纸,白纸铅笔绘,28×22.5cm,共48张,每页一角编号,分别为1-48。内容包括“小木作制度”卷六至卷九,及“瓦作制度”“砖作制度”。由于大图纸中有一张“小木作制度图一”,图解的正是“小木作制度一”开头的“版门、双扇版门”,所以这些铅笔绘稿的1号越过“版门”而从“乌头门”开始,据此我们猜测,小图纸当绘于大图纸之后,在“大木作制度”基本定稿之后,才开始小木作制度的图释。这些铅笔图纸上写下的疑问和思考比较多,对《法式》的理解十分深刻,经笔迹对比,确定为林徽因先生字迹。

小图纸编号 小图纸编号 小图纸局部 在这个时期,学社确实已无经费可以支撑他们去做大规模野外考察了,这对爹爹和同事们来说是一种无奈和困境,但这也同时给了他们另类的选择和机遇。他们被“困守”在李庄寂寞黯淡的小屋中,伴着青灯古卷,这也让他们有时间静下心来,继续他们能够做的工作 —— 全身心投入梳理和总结他们以前的考察和研究成果。战前营造学社已经勘测了两百多个县近三千处古建筑,他们在现场实地攀爬斗栱,亲自动手测绘,得到大量的第一手珍贵资料,这使得他们这些“营造学人”对李诫的“天书”《营造法式》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对于唐、宋、辽和金,以及明清等建筑的工艺艺术,和各个朝代间更迭时建筑特征的变化已经有了超乎寻常的认知,开始形成自己独有的建筑系统思维和框架体系。 通过大量制图和修正以往的绘图错误和判断,父亲潜心于图解 “ 法式 ” 的同时,他自己的思维体系和研究框架也进一步形成。

——梁再冰 口述,于葵 执笔,庞凌波 潘奕 整理

《梁思成与林徽因:我的父亲母亲》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1年10月第1版

由此可知,梁思成先生的手稿(包含大木作和小木作)是在李庄时期完成的,并且是在修正之前的制图的基础上绘制的。因此我们认为,王世襄本是清华本的基础,清华本是王世襄本的修正。 因为小木作部分是草图,所以最终没有绘成工程图。费慰梅先生和王世襄先生分别在自己的著作里记载见到过为《营造法式》绘制的一百多张图,与此相合。梁思成先生绘制的草图被他带回清华,但因为只是草图,所以1950年代没有出版,只油印了一 些供清华内部教学用。目前梁思成先生的小木作原稿已经丢失,清华大学只有几张不太清楚的油印件。1960年代研究工作重启之后,清华大学徐伯安先生画过一些小木作图样,梁思成先生只看过其中的4、5张,所以1980 年代清华大学《<营造法式>注释》(卷上)的出版也没有小木作的图样。2001年梁思成全集出版,这部分小 木作图样在第七卷中出版,并附有徐伯安先生的编后记,说明这部分图样是徐伯安先生画的,梁思成先生小木作手稿已丢失。 附:各种版本的《<营造法式>注释》: 一、1950年代本,以清华大学营造学社纪念馆所藏梁思成手稿为底稿出版,目前存于清华大学图书馆“不外借”书架。所幸这批手稿后经五洲传播出版社2022年1月以扫描图形式出版,书名《宋营造法式图注》, 共有图样34张 ,无文字。 二、1980年代清华大学建筑系《营造法式》研究小组出版《<营造法式>注释》(卷上),图样经过清华大学建筑系《营造法式》研究小组修正, 增至58张 。详情见1980年代《<营造法式>注释》(卷上)前言。这个版本目前依然可见于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1月出版的《中国古建筑典范 —— <营造法式>注释》。 三,2001年《梁思成全集》出版,第七卷为《<营造法式>注释》, 增加了徐伯安先生绘制的小木作制度图样 。详情见《梁思成全集》第七卷编后记。 1980年代《<营造法式>注释》(卷上)前言

2001年《梁思成全集》第七卷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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