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常年在外面旅行。现在回想起来，无论国际环境还是个人状态，当时都可称得上“黄金年代”。“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对许多要供房供车的上班族来说无疑是奢望，对那几年的我来说却是家常便饭，平均每年要往返三四次印度，比我回家看父母的频率还高。作为一个没有正当职业的人，自然需要通过一些副业来创收，大部分时候我都是“以旅行养旅行”，通过旅行来挣钱。

除了带团之外，我平常也会干一些“投机倒把”的小生意，即传说中的“旅行代购”。我2011年从拉萨去尼泊尔的时候就发现，当地许多极具异域风情的手工艺品价格都十分低廉，如果拿回到上海诸如田子坊之类的小资集散地，轻轻松松就能卖三到五倍的价格——那时候出国的人相对少，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对称，跨境代购十分有利可图。但是吧，我这人天生是个商业白痴，脸皮薄不擅推销，也不懂讨价还价，无论是“买”还是“卖”都不在行——就算我能够低价从国外搞来一批货，也不知道要卖给谁去。那些有销售渠道的人，在当时确实挣了不少钱，比如2012年有个跟我一起去印度的姑娘，她自己体重大概也就40多公斤，硬生生拖了40公斤行李回来，大部分都是帮人代购的。

在搞了一段时间摄影旅游之后，我手上积累了一批有钱有闲又能够信任我的客户，于是我终于还是开始不可免俗地有一搭没一搭干起了代购。但我跟那些常见的海外代购不太一样，人家可能讲究薄利多销，但我只愿意做单品价值高、利润高的东西，不想让这份兼职占用我太多的精力——一开始倒腾过唐卡、老佛珠、藏饰之类，后来还做过几千上万一条的手工织绣高端帕什米纳羊绒围巾，甚至是一些古玩。大家应该都知道，这类东西假多真少，水深得很，一不小心就会翻船。我起初也不敢碰，直到2015年去大吉岭的时候，同行有位朋友对玉石、藏饰小有研究，我跟着她转了几家大吉岭的古玩工艺品店，听着她的讲解才算是稍微入了门。

(资料图)

鉴定玉石、古玩、工艺品之类，除了一些迅速识别“特征”的专业知识之外，最关键素质便是“眼力”——只有看过、接触过足够多的真东西、好东西，当你看到假货、次货的时候才会立马发现不对劲的地方。比方说看过了技法高超、得过大奖的唐卡，再看那种粗制滥造的唐卡自然就看不上眼了；见过了真正的瓷器质感的红珊瑚，便不会再被染色的海竹海柳所蒙蔽；看多了天然氧化的老蜜蜡，就能够识别出烤色蜜蜡……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只要有所谓“特征”，就有办法去模仿，无非是模仿难度和成本的高低；在造假这个行业，只要技术高、工夫深、肯下本钱，总有办法做出以假乱真的“古玩”来——毕竟连纸币都能伪造，不是吗？在宝石界，有些高超的造假手段除了用专业仪器进行光谱鉴定之外根本无法以肉眼辨别出真伪，因此哪怕是一些专门从事鉴定的老师傅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但看得多了，终究有好处。我最早接触藏传佛教饰品、艺术品的时候完全是个小白，人家说好东西我不知道好在哪儿，说假货也不知道假在哪儿；后来日积月累逛了大量的寺庙、古玩店、博物馆，终究培养出来了一些“眼力”，同时也了解了各种造假的手段，至少不再容易被那些“一眼假”的劣质品所迷惑，挑选的时候稍微有了几分底气。

然而我深知自己只是个半路出家的业余人士，我对自己的眼光并没有十足把握，因此在代购的时候通常不会冒险囤货，都是先找好下家谈好价钱，才会去把东西买下来。我当然买到过假货、次货，不过我在买的时候就事先评估过风险，简言之——“就算是假的，这点损失我也能承受”。就好像玩理财必须要有能够承担亏损的心理素质；倒卖宝石古玩工艺品这类东西，也得要有交学费买教训的觉悟。所幸在更多的时候，我还是能买到不少物超所值的玩意儿，所以才能靠干这些投机倒把的生意赚些小钱。

话说2017年，我在列城的古玩店里捡了个漏。

我知道很多老江湖都不相信“捡漏”——我也不相信。尤其是如今的国内市场，能不上当受骗就很好了，绝对不可能还存在“捡漏”这种事情。但我可以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在喜马拉雅另一边的印度，是有可能“捡漏”的——尼泊尔就别想了，中国商人已经把那边筛了好几遍了，尼泊尔人也早就学精了；印度藏区的古董、手工艺品，虽然早已被美国人、日本人筛过一遍，但他们毕竟没有像中国商人那么穷凶极恶，而且对工艺品的偏好也跟中国人不一样，留下了一些漏网之鱼。

“捡漏”有一个悖论在于——首先，不相信“捡漏”的人，才有可能捡到漏。假如你老觉得世界上有“捡漏”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那你肯定捡不到漏，因为有很多古玩陷阱都是针对这类“捡漏心理”设置的。比如说有些人觉得从当地人身上直接扒下来的东西肯定都是真的，于是就会有些藏人故意戴着假的蜜蜡松石老佛珠在你面前招摇；当你流露出收购意愿的时候他们还会欲擒故纵，编些“爷爷遗物”、“急着还赌债”之类的故事，骗你当冤大头……只有始终保持充分的质疑，才有可能真的让你碰到“漏”。

其次需要明确：“捡漏”的本质在于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包括观念。印度人有个特点，就是普遍不把古董当古董。在他们眼里，三五十年甚至百八十年的东西，都是新东西——你去印度旅游就会发现他们那儿一百年左右的老物件满大街都是，根本不稀奇；他们觉得能够上溯几百年的才算是真正的老物件……然而这些物件往往又会老到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历史源流，即便是博物馆里的不少东西，年代介绍也会写错。

这种情况就导致了两个现象——首先，印度人对年代溢价的估值往往会比较低，新东西老东西即便不说卖一个价，至少差价远不像国内那么夸张；其次，有些商人由于专业知识的缺乏，并不清楚自己店里某些老物件的真实价值，那些东西可能他收来的价格本身就很低，于是也会以很低的价格卖出。

再者，中印在文化信息方面也存在不对称的地方。比方说国内藏区十分追捧蜜蜡，把蜜蜡列为藏传佛教七宝之一；但印度藏区貌似不怎么待见蜜蜡，他们觉得蜜蜡就是一种琥珀（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完全没人炒作这玩意儿。因此我在印度大吉岭曾经以两百多人民币的价格，捡漏到过重达12克的“半老”蜜蜡——所谓“半老”是指蜜蜡已经有了明显的氧化包浆，但还远远没有出现风化橘皮。那印度店老板是把蜜蜡当做琥珀在卖，这种老蜜蜡搁国内的话，1克可能就要两百多。

印度藏区高品质的蜜蜡很少见，这样一串所谓的老蜜蜡中，只有左下角那块红皮的比较有价值，但老板不肯拆卖

上述老蜜蜡只是我举的一个例子，接下去才要开始说“捡漏”的故事。

2017年6月到了列城之后，我特地去当地的古玩、手工艺品店逛了逛。之前2015年来的时候，我曾在列城商业街临街的旧货商店瞄过几眼——克什米尔商人的店里倒是有几件看得上的东西，但明显价格虚高，摆明了专宰游客。碰到这种开价就让人感到缺乏诚意的商家，我通常不会跟他们有进一步的接触。

我又去了家拉达克人开的旧货店看了看，不得不说那家店实在是有些寒酸，店里卖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旧货”，都是诸如马铃铛、铜水壶之类的锅碗瓢盆；除此之外便是一些尼泊尔批发来的地摊旅游纪念品、“一眼假”的珠宝首饰，没啥上档次的东西。

但那拉达克老板却是个实诚人，他见我看不上他店里的东西，于是把我介绍到了另一家古玩工艺品店——这家店不是临街店铺，且需要通过一扇很小的门上到二楼，我自己瞎逛的话大概率会找不到……万万没想到这家大隐隐于市的古玩店，给我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毫不夸张地讲，那家古玩店简直就像一座私人博物馆，其藏品的丰富程度几乎可以秒杀掉除了黑米寺博物馆之外所有的拉达克地区大小博物馆。从那小门上到二楼之后简直别有洞天，进门是个一百多平的店面，店面分成了六个区域，左边主要是老藏饰、佛像、古玩、玉器、各种法器——包括人骨法器；右边是一些比较新的首饰、宝石、真真假假的旧瓷器；除此之外，另有各种锅碗瓢盆、家具摆件、唐卡、念珠、金刚神舞的面具、法冠法袍、唐卡、拉达克传统头饰佩拉克、羊绒围巾等等……可谓琳琅满目。除了二楼这些东西之外，三楼还有一个大仓库，一般不对外人开放，里面主要是些冷门物件、大型物件，以及需要修复的物件。我后来没事儿就会跑去店里学习研究，一坐就是大半天，跟老板全家都成了好朋友。关系好到啥程度呢？我结婚的时候，他们代表“男方亲属”来做伴郎。

当然，之所以能跟老板成为好朋友，主要原因是我在那里买了很多东西，多到把信用卡都刷爆。而2017年我之所以会6月离开、7月又回拉达克，正是为了回国回笼一下资金。

据店老板自己说，他们这家古玩店是列城当地第一家旧货店，开了有四十多年，因此才积累到了如今的规模。这家店的创始人叫才旦，年纪大约六十岁上下，模样十分老当益壮，长得很像个康巴藏族；他平时寡言少语深藏不露，身上有股老谋深算不怒自威的气质，往那儿一坐就让人觉得不敢轻举妄动。从别人那里听说，才旦并非列城当地人，乃是从羌塘牧区迁居而来，一开始定居在昌拉山口下的萨底村（Sakti），发迹之后在列城和德里置了业，平时住在列城，冬季会去德里；还给两个儿子都娶了做空姐的列城美女。

在拉达克人的观念里，“羌巴”（Chang-pa，对羌塘牧民的蔑称）是非常让人瞧不起的族群——他们贫穷、肮脏，连自己的土地都没有，仿佛未开化的蛮族；而“列巴”（Leh-pa，指列城人）则非常自傲，有种类似我们中国一线城市原住民那样的优越感。“羌巴”娶“列巴”这种事情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更不用说对方还是空姐，简直就好像乡巴佬娶皇帝的女儿；才旦显然做到了逆天改命，用金钱填平了阶级的鸿沟，让不可能成为了可能。

才旦的发迹其实刚好见证了拉达克开放与发展的历史，拉达克的开放始于1975年，才旦是开放后第一批“下海”的人，他的成功绝不仅仅是运气，也需要超前的意识和胆魄。他在1980年代刚开始收旧货的时候，旧货还是白菜价，很多东西都是论斤按两买来的。他当年走南闯北的时候深入过跨喜马拉雅的许多偏远地区，1990年代甚至曾从尼泊尔陆路去过拉萨朝圣，古玩店收银柜台玻璃下压着一张他在拉萨大昭寺前拍的彩色照片——彼时的才旦，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

如今才旦已经不怎么打理古玩店的生意，但这并不是说他退居二线了，而是因为他有了更赚钱的生意——搞边防基建。他在努布拉山谷那边承包了修建边境公路的工程，基建工程这玩意儿有多挣钱大家都懂的，古玩店的生意瞬间显得无足轻重，现在主要交给他的大儿子仁青打理。

前面说到才旦的两个儿子都娶了列城的空姐，大儿子叫仁青，小儿子叫扎西，他们这一家人我最先认识的其实是仁青。仁青平时基本上一直在古玩店里，扎西有时候会去，才旦则很少会在那里露面——我第一次见到才旦纯粹是因为仁青想要把我这个“大主顾”介绍给他爹认识。仁青和扎西兄弟俩无论性格还是长相都完全不同，仁青称得上忠厚老实，扎西则要机灵精明得多，但总的来说他们兄弟俩的城府都远比不上老爸。我个人感觉吧，仁青简直忠厚到完全不适合经商，给他管这个古玩店，恐怕是因为老爸跟弟弟忙于基建工程的生意。在才旦心目中，显然小儿子扎西才是自己理想的接班人，所以平时一直带着扎西参与工程方面的生意；至于大儿子仁青，只要把古玩店这摊生意管好就行了。

客观来讲，仁青的店里其实也是“新多旧少、假多真少”，毕竟他们主要的客户都是些购买力有限的普通游客，价格适中的“旅游纪念品”更受青睐。但是吧，一方面，他这里至少是找得到一点老东西、真东西的，甚至是外面非常罕见的某些东西；另一方面，仁青在我面前十分坦白——不管他真的是把我当朋友，还只是因为想做我的回头生意——店里东西的真假新旧他都会如实告诉我，更不会坐地起价。我发现，有时候他自己也搞不清楚某件东西的确切年代与确切价值，经常要打电话请示他爹；碰到一些上面有汉字的东西，甚至会拿来问我……

大家看，这就是所谓的“信息不对称”——正是由于这种卖方掌握信息不足的情况，才让我有了捡漏的机会。

2017年6月我第一次来到仁青的古玩店时，只能用“目不暇接”来形容，几乎完全迷失了。这样说吧，在那之前，我经常会在大吉岭的一家手工艺品店流连忘返，买过不少东西；自打去过仁青的店之后再跑去大吉岭那家店，我感觉里面根本找不到值得买的东西，扫视一圈便摇摇头走了出来。与我相熟、对我一贯热情的店老板看到我失望的样子都愣住了，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当时仁青古玩店的角落里有几幅宝珠唐卡引起了我的注意。宝珠唐卡这个东西，从来都只有耳闻，而未曾眼见，更别说在市场上流通了。我所知的唯一一幅宝珠唐卡，是西藏山南昌珠寺的镇寺之宝——观音宝珠唐卡。那副唐卡据说有八百多年历史，使用了29026粒珍珠、1颗钻石、2颗红宝石、1颗蓝宝石、185块绿松石、1997颗红珊瑚、15.5克黄金拼缀而成。

昌珠寺的珍珠观音（图片来源：见水印）

由于原材料的缺乏、工艺相对复杂，宝珠唐卡从来都没有成为过主流，跟刺绣唐卡一样，存世量都非常稀少。刺绣唐卡至少还能在网上找到图片，而宝珠唐卡除了昌珠寺的珍珠观音之外，就连网上的图片都找不到。所以当我在仁青的店里看到宝珠唐卡时，可谓毫无心理准备，这属于“传说级别”的物品啊！而且吧，他店里还不止一幅，陈列出来的就有五幅。这数量一多，难免让我心生疑虑——该不会这里有人专门制作宝珠唐卡吧？既然存量那么多，想必不会太值钱吧？

不过吧，只要仔细看就会发现，这五幅宝珠唐卡的形制、年代、内容都各不相同，分别是莲花生大士、无量寿佛、一大一小两幅玛哈嘎拉大黑天（Mahākāla），以及一幅很少见的龙。莲花生大士和无量寿佛的工艺最为复杂，在整幅唐卡上缀满了珊瑚、绿松石、青金石、珍珠等宝石，其密密麻麻的表面足以让密集恐惧症患者望而却步。

五幅唐卡中的四幅都让我有些心痒，唯独无量寿佛那幅没看上，一来它尺寸偏小不够大气；二来宝珠缝缀得太密缺少留白，给人一种透不过气的感觉；三来它的佛像开脸开得有些歪瓜裂枣——这是宝珠唐卡普遍存在的问题，珠缀线条的粗细受到限制，无法进行非常精细的勾勒，即便是昌珠寺的无价之宝珍珠观音，五官线条看起来也有些奇怪。莲花生大士那幅亦存在类似的问题，好在幅面较大，线条方面处理得相对比较好。两幅大黑天和那幅龙仅仅是用珊瑚等宝石勾勒线条，并未填缀得满满当当，这种疏密有致的画面反而看起来更为赏心悦目。

龙题材的宝珠唐卡，很可能跟竹巴噶举传承有关，因为竹巴噶举的标志即为龙

莲师与玛哈嘎拉的宝珠唐卡

我问仁青这些唐卡是什么年代的，他支支吾吾说不上来，都是过去这么多年来他爸收来的。最早收来的是那幅莲花生，光是在店里就已经放了近四十年，而他自己也才三十多岁。

我首先就定下了那幅龙。严格来讲，这种题材不能算是真正意义的唐卡，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单纯以龙作为题材的唐卡。据我个人猜测，那条龙很可能跟竹巴嘎举派有关，藏语中“竹”（druk）即为龙，“竹巴”意为“龙的传人”。不管那幅唐卡事实上跟竹巴噶举有没有关系，龙这种题材显然都更容易受到广大世俗人士的喜爱，有利于流通。拉达克的网络通了之后，我立刻就给那幅龙找好了下家——黄绸面上珊瑚和白银拼缀的红龙，其形制独一无二，无论是材料还是工艺价值都相当高，题材又这么符合中国人民的审美，出手相当容易。

让我有点纠结的是，要不要把莲花生和玛哈嘎拉的唐卡请回来。

莲花生那幅的工艺水平是最高的，我个人认为甚至超越了昌珠寺的珍珠观音，上面的宝珠极细极密，同时兼顾了线条的勾勒，难以想象当初是怎么制作出来的；一大一小两幅玛哈嘎拉都很不错，各种材质搭配的立体感十足，下摆缀有红珊瑚流苏，看起来十分别致。我纠结的主要是两方面，首先，莲花生和玛哈嘎拉护法神这种典型的藏传佛教题材唐卡不容易出手，不像佛陀、观音那么受欢迎，一般只有藏传佛教信徒或者爱好者才会把这种唐卡请回家，我要是买下来的话大概率会砸在手上；其次，好东西当然价钱不便宜，请这几幅唐卡得要挺大一笔钱。我天天去他店里软磨硬泡讨价还价外加做思想斗争，最后终于还是咬牙刷爆了信用卡的临时提额，把莲花生和玛哈嘎拉都请了回来。

玛哈嘎拉面部细节

莲师面部细节

红珊瑚珠子穿成的流苏

仁青说他从来没想到过莲花生那幅会被请走，从他记事起这幅唐卡就一直在他爸爸的店里挂着，是店里最昂贵的工艺品之一。当然，作为一个商人，他并不会对其倾注感情，该卖的时候还是会卖掉。

做完那笔生意的当天，仁青请我和J去列城最好的五星级酒店吃了顿午饭，送了我几条帕什米纳羊绒围巾——就这样我升级成为了他的VVIP客户，看来他确实从我这里赚了不老少钱。但是换一个角度想，他们这种做生意的方式，其实很难评估真正的盈收。就拿莲花生唐卡来讲，父子两代人持有了整整四十年啊！我不知道才旦当年收来多少钱，但肯定会占用一笔资金。假如他们持有的是其他某些资产，这四十年里的增值率未必低于这幅唐卡。我看他们店里有很多高价值单品都跟这幅唐卡一样，好多年也不见得能卖掉；易于流通和盈利的永远都是一些便宜的小单品。但这也正是古玩行业的特色——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从那时起，我就跟仁青成了好朋友。能成为朋友并不完全是因为我买了他很多东西，最主要在于他的性格不像某些商人那样喜欢事事算计，不玩那些虚头巴脑的伎俩，对我也相当坦诚，我后来帮他介绍了不少生意。

最早在他店里见到的那五幅宝珠唐卡，除了无量寿佛之外的另四幅都被我收了——这四幅唐卡中，龙和小的那幅玛哈嘎拉已被结缘；莲花生和大的玛哈嘎拉准备当传家宝，在我手上再持有个四十年。仁青见这玩意儿居然能卖得掉，花了很大功夫从别的地方又给我找了两幅来，其中有一幅是很少见的手持横棒的宝帐玛哈嘎拉（Panjara Mahakala）。然而由于今时不同往日，这次他自己收来的价格比从前高很多，给我的开价也比之前那幅玛哈嘎拉高了一倍，于是我就有点纠结……没想到就在我纠结的档口，那次跟我同去拉达克的土豪朋友眼睛眨都不眨地把他家所有三幅宝珠唐卡（包括我之前挑剩下的那幅无量寿佛）一起打包请走了……仁青店里多年积累下来的宝珠唐卡就这样被一扫而空，估计中国人民排山倒海般的购买力给仁青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仁青后来又收购到了一幅宝帐玛哈嘎拉，要价偏高，被我的土豪朋友请走了

宝帐玛哈嘎拉的形象相对比较少见

带回上海后拿到朋友的唐卡工作室鉴定，人家也从没见过宝珠唐卡

这两幅藏传佛教特色鲜明的唐卡后来我就自留了

肯定有人要问——这些东西能过得了海关吗？

这些年来，我从国外带过不少大大小小奇奇怪怪的东西，每次进中国海关的时候都会过X光机，暂时还没有遇到过问题。严格来说，我买的这些并不属于文物，只是工艺品；考虑到海关可能会查验，我都准备好了收银单据明细。我感觉国内海关严查打击的主要是那些明显超出自用数量的药妆、电子产品、奢侈品，我带回来的这些东西估计在他们的X光机上看起来就是些旅游纪念品。顺便说一句，在拉达克是买不到老唐卡的，据说为了防止文物流失，寺庙里的老唐卡老佛像全都在当地政府那边有备案登记。

难道买到几张宝珠唐卡就是我“捡漏”的故事？不不不，在唐卡的交易中，双方基本上是信息对称的，“捡漏”的前提是信息不对称——接下去才刚要说到“捡漏”。

仁青那天在店里跟我钱货两清了之后大概是松了一口气，从柜台里拿了一块其貌不扬的“方砖”出来，让我帮他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字。

这块“方砖”一直都在柜台里，然而由于上面倒扣了一块小银锭，再加上样貌丑陋，我一直都没正眼瞧过——直到仁青拿给我，我才第一次正眼瞧了瞧——这一瞧就瞧出名堂来了。

这块方砖居然是一块五十两的大银锭，由于其形状大小都跟我们想象中的“元宝”很不一样，因此我之前根本就没往银锭上去想。这块大银锭表面的戳记略有磨损，但依然能够辨别出如下字样——“廣豊縣/嘉慶十三年四月/伍拾両/匠盧眾”。

老实说，这块银锭的品相其实欠佳，戳记磨损严重

嘉庆十三年即公元1808年，距今实打实的两百多年啊！这块银锭被铸造出来的时候，拉达克甚至还都是个独立王国呢！广丰县在江西，现在是江西省上饶市的广丰区——那么问题来了，清朝嘉庆年间江西铸造的银锭怎么会跑去拉达克的呢？

汉地的东西会流入拉达克其实并不奇怪，虽然汉地跟拉达克没有直接的来往，但从古至今都有许多汉地的东西源源不断流入藏地，藏人在跟拉达克进行文化商贸交流的时候，会把汉地的什物如缕不绝地带入拉达克。在拉达克经常能见到一些汉地曾经流行过、但如今已经很少见的东西——譬如搪瓷的锅碗瓢盆、金属外壳的老式热水瓶、鸳鸯绣花枕头、大白兔奶糖……仁青店里甚至还有几盏打着成化、康熙、乾隆年间官窑标记的瓷碗，我对瓷器一窍不通，但这些瓷器不管是真是假，肯定都是从汉地流入的。

拉达克家庭里大量使用这种中国的老式热水瓶

来自上海的大白兔奶糖能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跟包装纸上写有乌尔都语的糖放在一起嘛

我甚至在拉达克的藏族家庭见到这样的鸳鸯枕套，感觉是我爸妈结婚时的款式

真假不详的康熙官窑瓷器

一眼假的成化瓷，做工太粗糙了

真假不详的乾隆官窑瓷器

康熙官窑瓷器的侧面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1950年代以来，那些藏人背井离乡来到印度，他们带不走自己的地产田产，自然要把能携带的金银细软都带上。据我个人推测，这块银锭大概率是那个时候由藏人作为“贵重家财”从藏地流入拉达克的，到了拉达克之后变卖给了才旦，因此才会出现在这里。至于再往前的流通历史，那可就毫无头绪了，不知道前任的主人究竟是来自卫藏、安多还是康巴，也不知道这块银锭是如何流入藏地的……

虽然我之前从未接触过古钱币、银锭，但我知道一个基本道理——带字儿的古玩，只要是真品，那就一定值钱！青铜器、瓷器等等概莫能外。假如这是一块什么戳记都没有的银锭，不管它多老，也只能按照银子的克价来卖；但既然有戳记，那就是有史可考的，身价立马不一样。

我当即给这块银锭拍照、称重，通过在网上查阅资料，了解到这是一块“江西方宝”，相关介绍是这样写的——“清代江西各府州县上解户部的税课银锭，形制与其他省份迥异，采用独特的方形，俗称‘方宝’，深受藏家喜爱。存世方宝一般光绪、宣统年间铸造的较多，而带有乾隆晚期至嘉庆、道光、咸丰、同治等年号的实物，均有发现，但数量十分稀少。”

所以这块银锭是实打实的官银，过去江西地方专门用来上缴中央财政的。这种“江西方宝”的流通目前仅见于各类拍卖会，成交价基本上在20到40万，最高的曾经拍出过79万！

乖乖！那块卖到79万的还只是光绪年间的，这块罕见的嘉庆“方宝”岂不至少也能卖个七八十万？——我当时心里这样想当然地认为，满脑子是自己即将一夜暴富的幻想。

仁青并不知道这块银锭的来历和价值，他卖给我是按照老银器的价格算的——克价大约20块人民币。银锭重1883克（清代一两大约在37克左右，没有绝对标准值），算下来才不到4万人民币，收回去送去拍卖行应该能卖个六七十万，稳赚不赔！心情激动的我，当时甚至都没有跟他还价。我估计这块银锭当年才旦完全就是按照普通白银的价格收来的，以20块一克的老银器价格卖给我，本身已有数倍的利润，所以这笔买卖是双赢。

尴尬的是，我当时已经弹尽粮绝了，得先把这次买到的东西带回国周转一下资金。

按照原计划，我6月12号也必须回国。因为13号凌晨到上海后，14号我在安徽、湖北有个为期一周的拍摄项目。我回国之后立马订好了7月1号飞印度的机票，夏天是往返印度的淡季，机票很便宜。6月21号到7月1号之间这段时间正好进行休整、回笼资金，为回到拉达克收银锭做好准备。

说来也巧，2017年印度刚刚开放电子旅游签证，从入境之日起60天内有效，可以入境两次；而之前的贴纸旅游签证都是单次入境，有效期从签发之日算起。正是得益于当时新的政策，我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需要重新办签证就能重返印度。

我回到上海后心想，反正下次过去也没啥行李要带，不如带些东西给帕尔，报答人家请我们吃饭。于是我就在微信上问她：你有啥想吃的东西不？我帮你从中国带过去呗……

我这个人吧，习惯上能用文字交流就坚决不用语音，因为无论是语言组织能力还是逻辑性，我用文字表达都要远胜于口头。没想到我刚把消息发过去，帕尔直接就猝不及防地打了个语音回来——她的习惯跟我是反的，能用语音就坚决不用文字；而且她打过来之前一点提示都没有，也不问我现在是不是方便。

老实说，看到她打语音过来我一下子就慌了神——我当时还从来没有跟人用英语在电话上聊过天——大家注意，是“聊天”。用英语解决旅途中吃喝拉撒等需求、用英语跟外国人面对面聊天、用英语跟外国人在电话上聊天——这些场景对英语应用水平的要求是逐级递增的。面对面的时候碰到说不清楚的情况可以比划，还可以观察到对方的反应，然而聊电话多多少少有些像学生时代的英语听力测试录音，有种两眼一抹黑的感觉。

我忐忑不安地接起语音，开门见山地告诉她：这是我第一次跟人用英语聊电话。潜台词正是：如果我英语说得不好，还请见谅。

结果那趟通话比我想的要顺利，我发现我的英语应用水平比我自己以为的要好得多，基本上不存在沟通的障碍。那几天里她主动打了两三次语音给我，第二次开始就完全不紧张了——其实讲外语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只要你敢开口，就成功了一大半。我发觉好多中国人的英语读写完全没问题，但总是不敢开口，怕自己说得不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印度人说起英语来不但口音重，语法也是颠三倒四的，然而他们却很敢说，没有任何心理负担，自然越说越好。

帕尔告诉我，可以给她带一些关于西藏的书、鱼片干、方便面，以及三合一速溶咖啡。

我没想到印度居然会买不到三合一速溶咖啡。

中国人民应该都会非常熟悉那句1990年代风靡一时的广告语——“雀巢咖啡，味道好极了！”因此在我的印象里，速溶咖啡属于很古老的东西，就算印度落后中国二十年，那也该有才对。

后来我仔细留意了一下，在列城以及印度其他大多数地方，居然真的买不到三合一速溶咖啡。

雀巢公司的产品在印度其实随处可见，但通常都是早餐麦片、巧克力、婴幼儿奶粉米粉、速食面等，并不以速溶咖啡闻名。就连印度雀巢公司的官网上，主打产品里也只有瓶装咖啡粉占了一角，全无三合一速溶咖啡的地位。在中国一提起雀巢，大家首先想到的绝对是速溶咖啡；在印度提起雀巢，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奶粉或者泡面。

印度雀巢公司的咖啡饮料等产品并不是主打

三合一速溶咖啡之所以在印度没市场，主要因为印度人更习惯喝奶茶。在我去过的所有地方中，印度奶制品的品质我只能用一句“高山仰止”来叹服，或许因为印度的牛大都是散养放养的，且被人当作神一般好吃好喝供着（就算是“流浪牛”也是有人喂的）。印度有些牛奶公司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奶牛养殖场，会直接去农村里收奶，然后再消毒加工出售，其奶味之香醇是任何高科技工业化养殖所无法比拟的。印度有一种土法制作的冰淇淋叫做Kulfi，简单地将纯鲜奶加入糖和碎坚果进行浓缩熬制，三碗奶熬成一碗奶再冻起来，可以秒杀一切所谓的意大利Gelato。我从前嗜冰淇淋如命，在印度呆久了之后再回国，从此视冰淇淋为粪土——“我不是针对谁，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既然已经有了如此廉价优质的鲜奶，再加上有喝奶茶的习惯，三合一速溶咖啡在印度自然没有立足之地。偶有一些喝咖啡的印度人，通常也只会选购那种需要自己加糖加奶的咖啡粉，小袋包装仅售2卢比一包，非常符合印度人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习惯。而帕尔之所以会让我带三合一咖啡，是因为她在台湾留学时候尝过，感觉好喝得“惊为天人”——看来是从小没机会接触各类香精，对香精食品缺乏抵抗力。

打那次之后，我每次直接从国内去拉达克，都会带上一大堆“援藏物资”——不光我自己带，还会占用同伴的行李额度来带。拉达克在印度虽然不算穷，但真的是物资匮乏，印度亚马逊有很多商品都是不发往拉达克的。

这是我带给帕尔的一部分东西

我寻思着，假如只是为了买那块银锭的话，万里迢迢专程去一趟拉达克显然有点亏，完全可以邮寄嘛！于是那趟7月份回拉达克，我给自己领了四个任务：

1.把那块银锭买回来；

2.观摩著名的黑米寺金刚神舞法会；

3.参加大海喇嘛的生日法会，一睹其真容；

4.两年不见，甚是想念——我要重返藏斯卡并参加当地的法会！

当然，这四个任务中只有第一个是主线任务，其他三个都是支线任务。那趟行程我不但把上述所有任务都完成，还超额完成了一个观摩马球赛的支线任务。之所以能够如此高效率进行日程管理，还得多亏帕尔给了我拉达克当地重大活动的时间表，这样一来就不需要再像从前那样瞎猫碰死耗子撞大运凑热闹，变被动为主动有的放矢……此后的一年内，我总共观摩了七场不同寺庙的金刚神舞。

如此丰富的行程，光我自己一个人去显然太浪费。那次跟我同行的还有一对母女，母亲正是2015跟我一起去过拉达克、拉着帕尔说了很多话、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位女士。她刚好想要带她念初中的女儿暑假期间出来锻炼一下，于是也踏上了这趟“说走就走”的旅程。

那年7月的活动安排大致如下——7月2号抵达拉达克，3 号、4号观摩黑米寺法会，6号参加大和尚生日法会；9号到16号去藏斯卡，其中12号那天参加藏斯卡的同德寺（Stongday）法会，19号回国。

2号中午落地列城机场后，我们这次没有住在列城，而是住到了位于提赛寺山门边上的强巴酒店。选择住这里有两个考虑，其一当然是为了可以离帕尔家近一点，方便走动；其二是因为从提赛寺到黑米寺要更近一些，方便参加为期两天的黑米寺金刚神舞法会。

强巴酒店是帕尔帮我订的，这座酒店属于提赛寺的庙产，她跟提赛寺的僧人相熟，可以拿到折扣价。强巴酒店的硬件设施相当不错，但有一个小问题——酒店的餐厅只提供素食。对我来说，在印度吃几天素乃是家常便饭，但跟我们一同来的小朋友就有点不乐意了——事实上她自打来到拉达克之后就一直不开心，从第一天起就不断问她妈妈什么时候能够回家——各位读者请注意，这是一个重要伏笔，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故事发展乃至人生命运。

位于提赛村的强巴酒店

这家酒店的环境还是挺不错的

我们中午入住了酒店，很快下午帕尔就开着一辆白色铃木奥拓小车、带着她的妹妹过来找我们了。那辆奥拓是她爸爸开了十几年淘汰下来的老爷车，不但打火困难，门窗都有点关不密实。然而十多年前就有私家车，足以看出她的家境优渥——回溯到21世纪初的中国，有私家车的家庭恐怕也不会很多。据帕尔说，她爸爸是当地村子第一个买上摩托车、开上小汽车的“潮人”，当初风光无限。

帕尔的妹妹叫依尕（Idga），说起来我也算是见过她好几次了——2015年的社区佛堂开光活动、上个月帕尔邀请我参加的“东”聚餐上，都有她的身影，但我基本上没怎么跟她说过话。依尕比她姐姐小八岁，2017年的时候只有19岁，帕尔已经像个“社会人”了，依尕还是学生妹模样。两人的气质本身也不大一样，帕尔无论是性格还是长相都像爸爸，而依尕则在各方面都更像妈妈——她的五官要比帕尔更为精致好看，但皮肤颜色也更黑一些；另外她继承了父亲的学霸特质和母亲的舞蹈天赋，不仅在文艺方面颇为活跃，学业上亦出类拔萃，乃是整个拉达克地区的“状元”，一路过关斩将拿到了美国大学的奖学金，现在刚好是学校放暑假所以回到了拉达克家中。帕尔说她总是白天睡觉晚上活动，过着昼伏夜出的“美国时间”，以便与美国的朋友保持联络。

帕尔过来原本只是看看我们是否安好，取走我带给她的东西。我问她下午有何安排，她说要去黑米寺做采访，我立马问能不能一起跟去。她很惊讶地看着我说你不用休息吗？——因为我们是乘坐红眼航班过来的，凌晨才落地德里。我表示飞机上睡过，不需要休息，于是厚着脸皮跟她们一起去了黑米寺——根据帕尔后来的回忆，她说她当时并没打算要带我去，可是我既然如此坚定主动地要求一起去，她也没办法拒绝我。

于是母女俩留在酒店休息，而我则坐上了她的小车，跟着她们一起去了黑米寺。

终于要正经说到大名鼎鼎的黑米寺了。

黑米寺和提赛寺都自称是拉达克最大的寺庙，我过去一直都对此有些困惑——“最大”只可能有一个，到底哪个最大呢？从江湖地位上来讲，这两座寺庙分别是拉达克地区竹巴噶举派和格鲁派的主寺，可谓势均力敌；从知名度上来讲，黑米寺和提赛寺都属于拉达克“网红打卡点”，可谓不分伯仲……后来我终于搞清楚了这个问题，两座寺庙确实都是拉达克“最大”——提赛寺是建筑群规模最大，而黑米寺则是佛学院规模最大。

大家都知道黄教格鲁派是藏传佛教体系中的第一大派，提赛寺虽然隶属格鲁派，但它作为地方上的主寺，在整个教派中的地位并不高。格鲁派地位最高的寺庙是卫藏四大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札什伦布寺，并建立起了规模庞大的僧团和佛学院。过去拉萨的格鲁派为了加强对拉达克寺院的控制，故意不在当地设置佛学院；拉达克的格鲁派僧人假如需要深造的话，就得去卫藏的四大寺留学，这属于典型的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教育。比方说我前文提到过的拉达克当地格鲁派高僧巴库拉仁波切、提赛仁波切，都在拉萨留学过。提赛寺跟卫藏四大寺比起来只能算是一座中等规模寺庙，完全无法等量齐观，地位大致相当于云南的松赞林寺，其规模和寺庙职能的多样性可能还不如松赞林寺。

自从黄教大和尚来到印度之后，四大寺的僧团体系也随之一起移植到了印度，并重建起了佛学院，拉达克僧人转而跑去南印度四大寺的佛学院完成学业深造。我曾经造访过南印度的四大寺，其佛学院的超大规模堪比高校，里面有拉达克僧人聚居的康村，拉达克的格鲁派僧人都要先去那里“镀金”才能在家乡寺庙中获得较高的地位。南印度四大寺的佛学院由于能够提供最为系统完整的佛学深造，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教育垄断”效应——不仅是格鲁派，其他教派的僧人也会去那里学习。

相比势力庞大的格鲁派，竹巴噶举派虽然只是非常小众的一个派别，黑米寺却是竹巴噶举派中地位极其重要的大寺、主寺，下辖了跨喜马拉雅地区的两百多座竹巴噶举派寺庙，同时也是重要的竹巴噶举派佛学院。所以虽然提赛寺和黑米寺都是地方上的主寺，但黑米寺同时还是整个教派的主寺——提赛寺好比是大国的省长，黑米寺则是小国的总统；大国省长虽然管辖的地域可能比小国总统更大，但在权力和地位上却无法与总统相比。因此从重要性上来讲，黑米寺绝对称得上“拉达克地位最高的寺庙”。

但黑米寺的“总统”地位却也有点尴尬，因为竹巴噶举这个“国家”内部本身有分裂。

竹巴噶举派在17世纪的教派斗争中败给了格鲁派之后，卫藏的竹巴噶举遭到迫害和驱逐，只能退缩到不丹、拉达克等“边地”传承发展，关于这段历史我在之前的章节《拉达克往事17·提赛寺的邂逅》中提到过。另外，我在那段中还曾提到过，拉达克的竹巴噶举派存在派系分裂，比方说虎鼻寺属于不丹派系，跟黑米寺并不属于同一派系。

在历史上，竹巴噶举曾分裂为三个学派和两路传承——三个学派分别是下竹巴、上竹巴、中竹巴，两路传承分别是南竹巴和北竹巴。

三个学派的分裂发生在13世纪初，当时竹巴噶举派的创始人、第一世竹巴法王仓巴嘉日（Tsangpa Gyare，1161-1211）圆寂后留下了三位高徒，这三位高徒分别创立了三个不同的学派，在藏地不同的区域各自发展。喜马拉雅南麓地区的下竹巴和后藏地区的上竹巴作为分支学派的存在感十分有限，卫藏的中竹巴才是真正的核心，它继承了竹巴噶举的主寺热龙寺以及竹巴法王的转世体系。

中竹巴的传承有个特点，那就是家族世袭、叔侄传承——传承来传承去、转世来转世去，都是在同一个家族里。除了叔叔传侄子之外，有时候也会老子传儿子——那会儿藏传佛教还没有实行特别严格的戒律，修行人生个儿子然后父子传承十分常见。比如建立噶举派的玛尔巴（Marpa），就是个在家修行的瑜伽士，而非出家众。

话说第四世竹巴法王1592年圆寂之后，下一世继任者产生了争议，出现了两个转世候选人。这种藏传佛教的转世争议大家都懂的，说白了就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其中一个是山南琼结地区贵族头人（Chongje Depa，Ngawang Sonam Drakpa）的私生子，叫做帕桑·旺波（Pagsam Wangpo），他得到了四世竹巴法王的弟子以及藏巴汗彭措·南嘉（Karma Phuntsok Namgyal）的支持；另一个则是竹巴法王世袭家族成员阿旺·南嘉（Ngawang Namgyal）——正是我之前在《拉达克往事14·宿命之地》章节中提到过的那位差点跑去拉达克当国师的不丹国父。从血统和当时的世袭制度上来讲，阿旺·南嘉更有资格成为转世候选人，因而得到了竹巴家族以及热龙寺当地贵族的支持。

在阿旺南嘉之前，竹巴法王世系都是在家族的叔侄、父子之间传承

两位“竹巴法王”背后的利益集团僵持不下长达十多年，随着支持帕桑·旺波的藏巴汗势力日益壮大，终于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打算把阿旺·南嘉做掉。阿旺·南嘉得到消息后赶紧逃去了不丹，人家本来只是想去避个难，没想到避难期间一不小心就统一了不丹王国，占山为王建立起了南竹巴传承。

竹巴噶举之前的三路学派，至少还是统一在同一面大旗下的；从此的南北分立，却是大家各玩各的——在卫藏地区的北竹巴依然延续原来中竹巴学派的竹巴法王传承，而不丹的南竹巴从此以阿旺·南嘉当时任命的杰堪布传承为正统。竹巴噶举为了掩盖丑陋血腥的政治宗教权利斗争，在自己编纂的历史中对此另有解释，煞有介事地说什么四世竹巴法王临终前就已宣称自己将会有两个转世……事实上这就跟过去封建王朝争夺继承权的宫斗是一回事儿。

北竹巴帕桑·旺波的众多弟子中，最著名的便是前文反复提到过的“老虎法王”塔昌·惹巴，他在拉达克兴建的一系列竹巴噶举寺庙——黑米寺、韩列寺、齐木瑞寺等，理所当然属于北竹巴派系。然而这位塔昌·惹巴在当年事实上只是“狮子王”僧格·南嘉的备胎，僧格·南嘉的“寺庙招标计划”一开始找的是阿旺·南嘉，阿旺·南嘉当时正忙着建立不丹国、抵抗西藏入侵，因此只派了个叫曲杰（Choje Mukzinpa）的代表过来，寥寥草草在僧格·南嘉打下的广阔疆域内（包括现在的拉达克、藏斯卡、古格、日土等地）修了几座南竹巴寺庙。僧格·南嘉为了保险起见两边押注，又找了北竹巴的帕桑·旺波，后者给他送来了塔昌·惹巴，于是拉达克同时有了北竹巴的寺庙。

随着格鲁派的崛起、北竹巴的转移、南竹巴的收缩，拉达克的南竹巴寺庙后来大都没落，北竹巴寺庙倒是因祸得福——北竹巴在卫藏失势后，江孜地区的祖寺热龙寺几近废弃，只剩一座简陋的佛堂，“远在天边”的拉达克黑米寺得以异军突起，成为了北竹巴的主寺。

黑米寺地处狮泉河左岸一处十分贫瘠的山谷中，这里的地貌正是我之前写马列公路时提到过的被地质力量翻转90度的页岩峡谷。斯托克山脉的冰川融水滋养了斯托克和玛妥这两个村庄，流经黑米寺的仅有一条小溪流。匮乏的水源并不足以支撑起大面积的农业灌溉，山势的陡峭也让这里看起来更像修行场所而非宜居之地——就像藏区很多寺庙一样，黑米寺显然也是由闭关修行的山洞发展而来的。

尽管如此贫瘠，黑米寺边上仍有一个很小的村庄聚落，并在村庄边上努力开垦出了几亩薄田。据一些拉达克人说，这个村里的人都是黑米寺和尚尼姑私通所生的后代。竹巴噶举派并不像格鲁派那么戒律严苛，我相信确实存在僧尼私通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具有多普遍就不得而知了；也有可能，这只是其他教派故意抹黑竹巴噶举的夸大之词。出于这些流言与客观上贫穷的现实，拉达克人对黑米寺村存在地域歧视，觉得这个村庄一穷二白，房子都像贫民窟一样挨得很近，用他们的话来形容便是“从窗台吐口水都能吐到邻居家”。

然而据拉达克人自己的说法，正是由于地处贫瘠，意外地使得黑米寺成为了拉达克地区最富有的寺庙。当年道拉格人入侵拉达克的时候，把所有的寺庙都洗劫了一遍。然而他们沿着狮泉河路过黑米寺所在山谷之时，没有发现隐藏在山谷里的寺庙，料想如此荒芜陡峭的不毛之地没啥好抢的，黑米寺因而逃过一劫。

考虑周边地貌的话，黑米寺的颜值算是非常高的

如果从外面看的话，并不会想到这里藏有一座富裕的寺庙

这一说法是否属实我不得而知，但黑米寺博物馆中的藏品确实相当丰富，可以秒杀其他寺庙的博物馆，特别是有一尊标注年代为公元7世纪的铜制佛像，称得上稀世珍宝，那个年代的铜像能够传世至今的极为罕有。就跟印度其他博物馆一样，黑米寺博物馆展品的年代与简介亦存在不少讹误。对比早年和后来的简介说明文字，会发现寺院对简介中的讹误进行过修订，但依然存在不少错误；比如那尊7世纪的佛像其实并非介绍中所写的克什米尔造像，而是典型北印度的秣菟罗风格（Mathura，即现在马图拉）；博物馆中陈列的某种叫lak khyi 的“动物”标本就更加扯淡了，说是秃鹫巢里孵出来的小奶狗，长不出羽毛和翅膀，只能跟着妈妈飞翔的影子奔跑（介绍文字这样描述：" It was born to a vulture along with other eggs. Without any feathers, it would follow it"s mother shadow which was flying. And it appears to be only seen by wise person and it is a good luck. "）。由于博物馆内不能带相机手机，无法给大家展示图片。

黑米寺博物馆内景（图片来源：网络）

黑米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七世纪的秣菟罗风格造像，官方介绍上写的是克什米尔风格。

这个法螺最早的介绍上年代写的是14世纪

后来介绍中修正成了18到19世纪

另外，黑米寺中还藏有一幅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唐卡”，题材为莲花生大士，据说有350年的历史，用丝绸织绣而成，缀有珍珠等宝石，每隔12年——即藏历猴年才拿出来展示一次。据我鉴定这个“世界最大”纯属吹牛，那副唐卡只有62英尺——约19米长（另有一说70英尺），幅面仅为拉萨哲蚌寺雪顿节唐卡的四分之一。如果说是“世界最大”的莲花生大士唐卡，或许倒有可能。

这幅传说中的莲花生唐卡上一次拿出来晒是在2016年，刚好是我养伤没去拉达克的那年，未能有幸一睹晒佛盛况。不过黑米寺的法会活动每年都有，猴年只是特别盛大的“高配升级版”，平常年份的法会上他们展示的是一幅尺寸较小的那洛巴唐卡。

那洛巴（Nāropā）这名字很多人可能不熟悉，他其实是藏传佛教最重要的宗师之一，不仅奠定了噶举派的传承，就连噶当派创始人阿底峡大师都曾师承于他。那洛巴的最大成就在于综合了密续无上瑜伽部的多种法门，创立了密宗的“那洛六法”（Narö Chö Druk，也叫“那洛巴六瑜伽”）， 这六法乃是整个藏传佛教传承体系得以“合法化”的根本基础，因为藏传佛教的所谓“转世”便是基于六法中的“颇瓦法”——即“迁识瑜伽”，临死时控制自己的神识选择下一世转世的地方。没有颇瓦法的理论依据，转世便无法成立。

每12年展示一次，“自称”是全世界最大的、黑米寺莲花生大士唐卡（图片来源：网络）

（图片来源：网络）

显然跟哲蚌寺晒大佛的唐卡不在同一级别（图片来源：见水印）

平常年份展示的小一号的那洛巴唐卡